我跟諮商師提到了在團體遇到的這些事，事實上，他一直希望我能夠敞開心胸與他人真誠的互動，不會再被過往的陰霾掛心而影響日後的社交。在團體中，我嘗試做到這件事（不過並非 100%，大約 50% 左右）也換來了團體成員間的回饋。卡特在活動結束後跟我說「當時那段話如果不是出自於你而是其他人，我大概只會覺得很陳腔濫調，然而那天從你口中說出的那些，卻讓我很感動。」我沒想過自己能為他人帶來這麼深刻的影響，至少，來自他人如此真誠的回饋這是我第一次收到。
團體的導師有次問問其他人「怎麼會在這個空間，大家淚水交織的同時卻也這麼心繫著彼此？」同樣的問題，我的諮商師也問過我。而我都給出了相同的回饋：
團體的每個成員都在擦亮彼此的鏡子，我們無法從自己的鏡子看到自己；但是，我可以從其他成員的鏡子看見更清晰的自己，我對其他成員而言亦是如此。我在協助其成員認識自己的同時，而其他成員也一起幫忙我找回自己的拼圖，這樣的正向循環在八周的課程間從未停歇，諮商師為我在團體中的收穫感到開心。當團體的活動結束後，諮商師也問了我，對於這樣一段與他人共享的美好回憶的結束會不會讓我措手不及？
我邊點著頭，語氣堅定地回應諮商師。那一次正好也是我跟諮商師最後一次對談，聽到我的回應，諮商師也跟著點頭「我感覺到你的轉變，成長了不少也成熟了許多，我真為你感到開心。」當時聽到諮商師這麼回應，我也替自己感到高興。在大三上的尾聲，我開始逐漸跟周遭的人坦白我有在諮商，有些人高興我正重拾關於自我的拼圖，有些人則驚訝我怎麼能隱瞞兩年的時間。在坦白的過程中我被問到最多的便是：
- 「去了諮商之後你有變好嗎？」
「人生哪是一道非黑即白的二元命題。」我原本想用斯多葛主義的積極樂觀作為回應，結果卻說出了這樣犬儒般的厭世話語。不過，我仍然不覺得有必要衡量自己是否變好了，那似乎意味著在進入諮商室前，我的人生都是不好的；事實上，我揚棄了這樣一刀切的人生觀，那只會讓我用無盡的悲觀看待自己。接續在那問題之後「如果沒變好的話，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值得嗎？」「那當然，」我十分肯定的回應
「因為我變得更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