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集中營》| 平庸的邪惡
《#夢想集中營》(𝑻𝒉𝒆 𝒁𝒐𝒏𝒆 𝒐𝒇 𝑰𝒏𝒕𝒆𝒓𝒆𝒔𝒕)的敘事主軸圍繞著納粹德國的高級官員、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F. F. Höss;1901~1947)一家展開。
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科學的理性」實踐「平庸的邪惡」。


▲圖中右一為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
《現代性與大屠殺》(𝑴𝒐𝒅𝒆𝒓𝒏𝒊𝒕𝒚 𝒂𝒏𝒅 𝒕𝒉𝒆 𝑯𝒐𝒍𝒐𝒄𝒂𝒖𝒔𝒕)是由著名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所著,首次於 1989 年出版。這本書探討了現代性(Modernity)與納粹德國所實施的種族滅絕計畫之間的關聯。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鮑曼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
▌「現代性本身並不是大屠殺的直接原因,但它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制度的框架,使得這種災難成為可能。」
鮑曼強調,現代性帶來的理性化、規劃化和社會工程化的特徵,#對於大屠殺的實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依賴於制度、官僚機構和科學知識來組織和控制社會。這種制度化的特徵,使得政府能夠實施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將人們分類、監視和控制。


▲現代性也催生了對於「他者」的排斥和歧視,尤其是對於被視為「異己」或「不同」的群體。來源:電影劇照
同時,現代性也催生了對於「他者」的排斥和歧視,尤其是對於被視為「異己」或「不同」的群體。
在納粹德國的政權之下,現代性的特徵與極端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結合,導致了大屠殺的發生。納粹政權利用官僚機構和科學知識,透過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系統化迫害和屠殺,實施種族滅絕計畫。鮑曼認為:
#這種大規模的且制度化的屠殺
#正是現代性的理性化和制度化特徵的一種極端表現
.


▲納粹政權利用官僚機構和科學知識,透過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系統化迫害和屠殺,實施種族滅絕計畫。來源:電影劇照
一如本片的主角霍斯,他和納粹的高級官員說道
▌「在標準的集中營運作過程中,每天都會有兩到三列火車抵達,每列載有 2000 名囚犯,持續四到六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