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達的轉向：為在乎的議題採訪、報導、倡議
高中畢業後約莫一年，那時我 19 歲，正值大二，也開始踏入記者的職務。說時遲那時快，當時不過是意外踏進學校報社的校訊記者面試，那時甚至連文字作品都很少，連面試的自我介紹說帖都沒有準備，沒幾天後便不明就理地被錄取了。
有別於電視台的記者，報社的文字記者基本上不需要在鏡頭前拋頭露面，也因此口語表達的成分少了很多；多數時候，我們都是以文字（偶有攝影）作為表達的媒介。
▲有別於電視台的記者，報社的文字記者基本上不需要在鏡頭前拋頭露面，也因此口語表達的成分少了很多。
不過，眾所皆知，學校對於新聞記者的想像和實際媒體業相差甚遠。校訊記者的報導多數圍繞著學校生活，少數才需要出差至外地採訪，換言之，校訊記者的所在地會牽動報導的方向。
而實際媒體業工作的記者，可不能只關心在地的消息，所採訪和報導的內容需要四處遷移，跨縣市甚至跨國家的報導也是記者們主責的業務。
▲當時不過是意外踏進學校報社的校訊記者面試，那時甚至連文字作品都很少，面試完後沒幾天便不明就理地錄取了。Photo by The Climate Reality Project on Unsplash
我在校內待了一學期後輾轉到了校外的報社服務，除了上述工作職務上的旋轉與遷移的不適應，另一個讓我更感到困惑的是：
會有這樣的定位迷思，是因為當時我深受一個故事打動，來自吳念真導演所述《條春伯的教導》
吳念真特別提到條春伯給他的教導：
至今，我從事記者一職（還有家教）已逾四年，我仍舊懷抱著這樣的願景。記者確實是個將自己的知識用來奉獻的職業，為社會負責，為議題倡議。只不過在我工作的場域似乎感受不到自己的重量，我似乎沒有一定的定位，以致四處為家也看不到自己的影響力。
▲吳念真特別提到條春伯給他的教導：「知識不光是用來謀取利益的，知識是用來奉獻，知識是可以用來幫助別人的。」
很幸運的是，我在大三時先後成為ＴＦＴ為台灣而教的校園大使以及對外關係實習生，也在那時我開始找到自己關注的社會議題。
這句話是我投身為教育議題倡議的動力。在ＴＦＴ服務的期間，我在校內辦演講、擺攤，在校外和大眾交流、倡議，說著那些在這座島嶼上發生的教育不平等。「原來我們離教育不平等沒有那麼遠，那我們能做什麼呢？」如果我想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那我必然得要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已鄰近畢業之際，後腳一離開大學校園，前腳便踏入教育新創媒體——親子天下。在這裡，我關注議題的能力獲得了很好的發揮，而採訪的題目也逐漸擴大：霸凌、帕運選手、食農教育、心理健康、教師心理諮商、非山非市學區的辦學掙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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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在教育線記者以及社會學研究生之間來回擺渡。不僅為在乎的議題採訪撰稿，也同時在非營利組織公開倡議。我的口語表達天賦，碰上了文字媒介的嚴謹結構，兩者彼此交織而形成了我現在的倡議能力。
回顧過往的職涯歷程也許，四年前系上的大刀教授說的是對的「我敢保證，你們之中將來至少有九成是要靠嘴巴賺錢的。」雖然有點銅臭味，不過，我也深刻認為，表達的天賦（口語和文字皆是）確實是我的優勢，但這樣還不夠，還需要透過實踐才能讓天賦帶著我到更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