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高中同學，上大學以後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系。她在士林，而我在景美。從世新大學步行至景美捷運站約十五分鐘；我通常只需要十分鐘。大一那年，松山線尚未通車，從景美到士林，我可以閉上眼，下一次睜開剛好到了。過頭亦不要緊，捷運是一種這麼容忍散漫與過失的交通工具。到士林以後轉公車，約十分鐘，過一道馬路，據說，那是全台北最長的一個紅燈。這又是很久以後不經常去了才知道的事。一趟接近二個小時的路程，又怎麼會去計較一個紅燈一百秒二百秒呢？
某一個夜晚我想起她，已是數月來才想起這麼一次。我問道，「週末有時間嗎？」她答，「我和家人出國玩。明天要走了，下週才回來。」當時的我有股急迫急切的動能：我現在就要見到這個人！她就要離開了，現在就要見到這個人！「明天一早八點在小港機場的班機。」她說。當晚我下訂最後一班南下的高鐵，抵達車站的時候比即時要早一些。那張車票是那時的我唯一的奢侈品。高鐵緩緩發動，我在想：不知道抵達高雄的時候還能趕上末班捷運嗎？車廂中望外黑漆漆的，看不出走了有多遠。不禁又想：一車廂裡，乘同一列末班車，一座島的頭頂滑落到腳趾頭，都是為些什麼原因呢？我這時難免有種自喜之情：從這節車廂數起，往兩邊數，不曉得延伸多遙遠……不會有另一個像我一樣的人。
下列車後許多人奔跑起來。站務員高聲呼喊：「最後一班捷運五分鐘後即將發車，欲搭乘的乘客請盡速前往。」趕上了。可是我的雙腿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奔跑起來。默默走到建築物外頭，月亮高高懸在頭頂上，腦袋得整個地仰起來。現在是子時，是半夜三更，天色最黑、最暗的時候，也是月亮懸得最高、照耀最廣闊。我查了往機場的路線：十六公里，三個半小時，我的腳程快一些，試著三小時內抵達吧！路面上昏昏沉沉，路燈，便利商店透出的燈光，不至於一個人也沒有。走不多遠，路邊計程車司機問需要載上一程嗎？我告訴他，「沒有關係，不用。」他說，「這麼晚了，很遠的。」大概是司機職業病吧，我心想──你要是知道我去哪裡，不會只是說「很遠」的。
這麼深的夜裡，紅綠燈喪失意義。我依然遵守交通規則。一名醉漢提一支酒瓶在後方跟上來，與我攀談。我沒有說明自己的目的地，他也不問。他說的都是自己的事，如今我已忘了。也許當時太在乎自己的事。也許當時候太晚，對任何人都充滿戒心。我曉得他是好人。然而當他提著酒瓶，我便不想與他走在一起。
我是相當清醒的。當我經過一座形貌極其工業化的天橋，橫跨快速道路。橋上牽引鋼筋，滿佈線路，貼一警示告牌：請注意高壓電，危險。當我路經一長長深遠不見盡頭看似荒廢其實休眠的市場，風吹在前，時而在後，似埋伏，似尾行。狗兒咆哮，那反而是一陣生氣；然而叫得久了，叫得遠了……顯得荒涼。當我離開市場，已經有人拉起鐵門，備料，做準備工作。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西部濱海高速公路，路面寬闊，中央分隔島是一道長長的花圃。花圃裡沒有花，只有醜不拉嘰的滿地亂草、崎嶇的岩地。我不禁想到這好像形容自己目前的處境，我劇本裡的畸零地，那些荒煙漫草像垃圾吃垃圾大南國的孩子一樣，無節制生育底下總有那不幸的競爭力不足，還未長成便夭折。我的劇本中，便像是那濱海公路上滿地亂草中扶不起一朵夭折的花。
到達機場時是三點半，和導航預估的時間相差不多，大概是在濱海公路上的岩地耽擱太久了，也或者就是走累了。我沒有出過國，離島也沒有，一生中第一次到機場就是第一個到的。大廳裡黑壓壓，廁所也是，只有飲水機的燈光，櫃檯的電子告示板。走到候機區，我找了一個最不起眼的位置，靠著椅子睡著了。
接近五點時候，漸漸地燈亮了，周遭的人聲一波一波浪一般淹上來，睜眼的時候到處都是人了。不久收到她的訊息：到了。我花上幾分鐘尋找到她，與她的家人們。她向家人告假，附近找位置坐下來。「我們只有十五分鐘。」她不熱情。我也顯得冷靜。「好的。」我說。然後我們聊起來。十五分鐘過後，在原地分手。她回頭尋找自己的家人；望著直到她離開。我搭上捷運，轉車客運，一路上再也沒有醒來，熟睡回到台北。
回台北後依然在原來的生活圈裡，修改劇本，在演員面前抬不起頭來。數月後，社團公演，我在觀眾席睡著了，到謝幕的時候從掌聲中醒過來。收台的時候有社員告訴我，認為劇本寫得很棒。我不確定她看見什麼；因為我自己睡著了。作為一介編劇、創作者，有讀者、有觀眾，總是好事，我於是不過問，謝謝她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