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那年，為了社會服務的學分，我到了老人療養院擔任志工。被安排到了看守很嚴密的那區，沒有門禁卡基本上無法進出。要進去時，都只能在門口按對講機，請裡面的護理師幫我開門。
因為裡面住著一群得了失智症，甚至嚴重到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嬌小、短髮的老奶奶。第一天報到，還正在無所適從的時候，她就已經親親熱熱的坐到我旁邊，勾著我的手，滔滔不絕的對我說著她記憶中那些唯一記得的事。
她說，孩子的衣服都是她用家裡那台老式縫紉機一腳一針線踩出來的。但某天深夜家裡遭了小偷，把那台縫紉機給偷走了！她情緒高漲，連聲音都尖細了起來，彷彿回到那個發現縫紉機被偷的早上。
她也曾在某一天用餐時間，突然從位子上站起來，拼命地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護理師們怕她影響其他人的情緒，急急忙忙的按耐著她坐下。
她也曾有過幾次很親熱的勾著我的手，驕傲的跟我說那些在國外工作的孩子的成就。
每一次去，她都會問我叫什麼名字。每一次去，她說的故事都差不多是那幾段。我後來想，那大概是她人生中意義最非凡的事件。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裡，退休的眷村老兵－張軍雄，患上失智症後，就跟我看到的那些療養院所的老人一樣。他們的時間靜止在人生中某一個階段裡，就像是鬼打牆般，日復一日的活在那個時候。他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他人生中最想記得的某個時刻。
就像，他會忘了自己的女兒，卻忘不掉情人成恩。再見到成恩，看到他在舞台上的樣子，仿若一切回到愛上他的那一刻。他從未忘記，但也不執著於抓住什麼。孫子阿全後來才發現他整日拿在手裡的相機是沒裝底片的。他卻理所當然的說：
「這不重要，因為透過鏡頭，那些畫面都已經在我腦海裡了。」
想想也對，相片對失智症者而言是無意義的存在，因為真正重要的事早已深刻在腦海裡。
”最親愛的陌生人“我以為在講的是剛出獄的小夢和兒子無法彌補的時間距離和情感疏離。但其實導演想講的是更宏觀的社會與政治。
最親愛的陌生人是小夢與兒子，是從來沒有相愛過的阿文和小夢，是患了失智症的張軍雄和家人，是相隔多年再見面的成恩和張軍雄。
是不同國籍說著不同語言，擁有著不同嚮往的一群人，硬要被放在一個家裡的人。
所以有了火雞哥和小孩子阿全這樣的角色。他們是兩個旁觀者與承受者。他們涉入其中，但也疏遠於外。像站在遠處看著阿嬤發瘋的阿全，他沒有上前，也沒有逃離，只是安靜地目睹這一切，像市場裡其他的路人。
我後來看到阿全幫火雞哥推著破爛的自行車，跳上去陪著他去想去的地方時，我才突然想到：也許，這才是真正的愛。
結果，整部戲裡關係最不陌生的是阿全和火雞哥兩人的友情。
那一幕，火雞哥被尋他許久的妻子找到時，妻子在街上對著他咆哮、破口大罵，每一句話都是一根無形的繩索，想捆綁住他，把他拉回家。他後來踩著自行車頭也不回，阿全在後面喊他，但只是跳到他的自行車上與他相伴。這兩種情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勇於追尋心目中自由的火雞哥，也和最後放棄心中所愛，最終選擇家人的張軍雄形成對比。
張作驥的電影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潮迭起，但很容易讓人一頭栽進去。每一個鏡頭，每一句對白，都像是在窺探鄰居家發生的事。那麼血淋淋，那麼真實的在你眼前上演。
沒有灑狗血的大哭大叫，也沒有戲劇性的神展開，但會有一絲絲的小尷尬。那個尷尬的點在於太過真實。像是你看著鄰居夫妻在你面前大吵，或是長年單身的親戚突然在家族聚會向大家出櫃，而長輩臉色很難看的那種尷尬感。
也或許，這樣的尷尬感，也正是導演最想傳遞出的訊息：當我們碰上了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