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畫可以是美的嗎？《惡之畫》
雖然今年世界因疫情而使電影業與戲院重創，但台灣卻彷彿平行宇宙般，在嚴密管轄的上半年後，在下半年影展院線傾巢而出，甚至也不乏各種亮眼的好作品，例如前陣子的《怪胎》或者這次要來談的這一部《惡之畫》，這部片比前者更加大膽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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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之畫》沒有使用各種取巧的方式來迴避關於死刑犯的議題，開頭便向我們展示了一名藝術家許寶清前往監獄教課的情節，他的學生不是一般的罪犯，而是死刑犯們，不是冤獄的死刑犯們，也不是有精神障礙的死刑犯們，就是犯了大錯，註定要在監獄度過剩餘人生，直到某天槍聲來臨的死刑犯們，他毫不畏懼的教他們如何用繪畫表現出自己的情感，接著便是死刑犯們各式各樣的作品展示，許寶清不見得信奉「畫如其人」，但可能信奉著畫可以勾引出這些死刑犯的某種「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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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死刑犯中發現了由黃河飾演的，面帶微笑，作畫輕快的周政廷，他與其他作畫寫實或是寫意的受刑人們不同，這個許寶清不知其背景的年輕人，有些傻乎乎的以最樸素的話語如「因為這樣的色彩很美所以我這樣畫」且以毫不如提及自己的 慾望與家庭的方式，介紹著自己的畫作，擅長寫實的許寶清從周政廷上看到了他所需要的，不一樣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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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麼他要進入監獄教死刑犯畫畫呢？除了取材創作之外，還有其他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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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很快有了解答，透過接下來許寶清跟隨市膾的經紀人前往台北市政府進行報告以申請預算，現場的評委嘗試以艱澀的語言來向他拋出橄欖枝，只要他回以艱澀的語言，或至少用簡單的話語附和，他的經費就到手了，然而他卻用古怪的腔調大聲說「你說什麼？」最後甚至因為評委表示既看不懂也感受不到大聲發飆，
於是我們了解到何以他如此著迷於死刑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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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雖然能創作出美好的畫作，卻因為耳朵的殘疾，無法聽清楚他人的語言，甚至影響到自己的語言表達，因此比起話語，他更重視畫作作為溝通的媒介，他希望別人感受他的畫，是因為他希望別人感受他，如果無法理解（因為他人並非聽障而無法理解聽障之痛）那就感受，藉由他的畫，如同人們無法理解死刑犯（動機，思想，心境等等）那至少可以感受死刑犯，藉由他們的畫，他自己或許沒有覺察到正是這種相同的社會邊緣人的處境，使得他如此積極的要替死刑犯們辦展，而非僅是出於公益之心或者教化他們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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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他人無法透過他想要的媒介（畫作）來感受他時，他便生氣了，這無關經費，也無關藝術，而是關於他的不被理解，不被正視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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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理所當然的電影接下來就帶到一場拍賣會上，在這拍賣會中，經營藝廊的女老闆不讓許寶清的畫作以十幾萬的價格被賣出，即便這可能已是高價，然而她對許寶清的作品，對許寶清有種他人沒有的獨特的高評價，這也延續在之後她作為藝廊經營者願意承擔風險接受許寶清的提議替死刑犯們辦畫展上，可見她並非純粹逐利之人，並非那麼單純的角色，如果說她有什麼勢利尖銳的一面，那也是為了保持柔軟的一面給她讚賞的人，然而這種看重卻被許寶清誤解為男女之愛，導致後面發生的事件，那是在展後許寶清對女老闆的強吻與差點出現的強暴，而在這場戲中，我們看到了在這位藝術家身上的「惡」正在覺醒，那不只是性慾，而是更多的，渴望被認同，渴望被重視，渴望自己如同自己作品一樣能被珍視的強烈慾望，最終使他踰越了曖昧，使得女老闆從甜膩膩的叫他「寶清老師」變成了惡狠狠的「許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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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死刑犯的畫展，毫無意外的，如典獄長一開始所擔心的，這引起了受害者家屬的憤怒，還有媒體的窮追猛打，有人進來潑漆，紅色的油漆潑在許寶清畫的周政廷肖像上，一頭霧水的許寶清直到因為看著館內的電視播報著館外的騷動，衝到外頭，高喊「藝術自由」，在這些憤怒的受害者家屬前的咆嘯之下，才知道周政廷幹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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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許寶清意外發現的藝術天才，竟是搶奪公車並藉公車還有刀子殺害許多陌生人的大規模隨機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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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他卻忘記了去理解，去感受受害者家屬的痛，只因為他們的痛沒有以作品的形式出現在他面前，同時他以自己當時人在國外，推托掉了對這件事無知的責任，於是後來在結束之後，夜晚他一人走回家時，被迎面而來的雙手拄著拐杖的女孩痛揍了一頓，隔天還被經紀人譏諷活該，他不甘心的反駁道：
「你就當做不知道是誰畫的，告訴我，這幅畫美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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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的畫可以是美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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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影進行，尤其在周政廷的父親不堪媒體圍堵的壓力後，跳橋自殺，他去向周政廷道歉，然而周政廷卻漫不經心，他將拐杖女孩與男友先前的合照丟給周政廷，他卻漠然以對，毫無反應，只是繼續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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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漸感受到了先前大眾們感受到的，關於這個青年的邪惡氣質，黃河極好的詮釋了周政廷這樣一個反社會的角色，展現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氣場，他聰明且敏感的洞悉脆弱的許寶清，也在與許寶清的相處過程中緩緩的改變了許寶清，於是，原本要教化人的老師，成了被教化的學生，許寶清的創作困境逐漸在對周政廷的模仿與怨恨中找到出路，他開始學他如鞭打一般創作，使得周遭圍觀的人都皺起眉頭，他本來是瞧不起大眾，不願「像動物一樣」在大眾面前作畫的，然而與周政廷的接觸，使得他自身開始改變，甚至在與周政廷的衝突中，差點殺死了對方，從道德高地的佔有者，成為像他一樣的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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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他的同類，不可能，他們不可能是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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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坐立不安，變得神經，這是因為他遇到了某種不可解的東西，周政廷的畫作對他施加了單方面的影響，而他所做的任何事，卻好像沒有辦法改變這個殺人犯，而只是給予他一種表現自身邪惡的方式而已，或許他根本就搞錯了，藝術或許從來就不具備道德教化的功用，而恰恰只是給人展現自己道德觀的能力，於是周政廷的畫作展現的，是純粹運動的紅與黑，他們好像飛鳥又好像雨點，卻又總歸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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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許寶清相信，只要找到背後的故事，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他就不用臣服在周政廷的魔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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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踏上了前往周政廷老家的路，他要找到他的弟弟，他要解開這個謎，電影在此將懸疑與驚悚提高到了極致，當他跟隨著好不容易找到的，周政廷的弟弟，一步步走向野草蔓生的遺跡，走向那堵牆，有東西被飛濺到牆上，將半白半紅的牆刷得鮮紅，有東西源源不絕的溢滿出來，蠕動且呻吟著，藝術家獨特的感受能力使得他為之暈眩，作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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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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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清看到了謎底，謎底在他身上生效，他以全新的創作突破了困境，舉辦了全新的個展，籠絡了全新的顧客，他從他所看到的，周政廷的「根源」提煉出自己的創作，拐杖女孩進來潑了換了髮型與亮麗西裝的他一身水，氣沖沖的瞟了自己被素描的畫作一眼然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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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清在活動結束後打量著周政廷最後的畫作，這幅畫簡直是他新作品的雙生兄弟，而他知道怎麼讓這幅畫進入社會視野，讓大眾接受這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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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最後，拐杖女孩偶然停靠在某幅畫前休息，她饒富興致的看著這幅色彩精神的畫，臉上露出首次出現的笑容，藝術緩和了她的傷痛，這是許寶清為她畫的素描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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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幅在公共空間的，緩和她傷痛的畫，卻是造成她男友死去還有她殘障的周政廷所為，是他那幅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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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也蠻喜歡他的畫的」在夜深人靜處，藝廊擁有者，美艷女老闆拿著酒杯如是說，只有在這種時候的私密場合，人們才能承認自己被涉及惡的美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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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可以是美的，死刑犯的畫，不行，如同先前典獄長所言：「人們只想看他們改過向善後的故事，而不想看他們改過向善之前的故事」既然如此，就隱去其名，將多餘的文本修減掉，最終這個社會化工程成功的使得這幅畫的美無害的被保留下來，而這個結局所對應的，不只是周政廷這個死刑犯無法磨去稜角，排出社會的結局，也是許寶清這個藝術家成功磨去稜角，進入社會的結局，他捨棄了自己的某些東西，藉此恢復了自己的「聽力」並且懂得說這個社會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