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四年（1929年）一月底的午後，台北日新公學校的教職員辦公室，鄧雨賢老師的桌上雜亂地堆滿了作業、課本、文具和小山一樣的音樂雜誌、作曲書、曲譜，在他的辦公桌腳邊還斜倚了一把小曼陀鈴，泛黃的斜陽穿過窗戶照在上頭。
下課鐘響，夾著課本的鄧老師跟其他教師們紛紛回到辦公室的位子上，座位遠在辦公室另一頭，今天才聽說他辭職的蕭老師湊上來與他寒喧。
「鄧先生，聽說你要去東京，學校不做了唷？」
「嗯，就做到這學年結束吧！」雨賢回答。
「哇！鄧先生好厲害捏，是要去上班還是上學？」熱情的蕭老師不畏鄧老師孤僻少言的性格，明知故問地尬聊了起來。
「…是去學作曲。」
「喔〜哇哇哇！」蕭老師誇張的大呼小叫引來一旁也在收東西回家的松下老師側目「難怪難怪，吼〜這整張桌子都樂譜，啊你什麼時候要出發蛤？我們可以送你呀！」
「謝謝，不用了啦。」鄧老師不改他難聊又容易句點的說話風格，平常就不怎麼熱衷社交的他已經排滿了行程好準備留學的事。
「這樣唷〜啊你怎麼這麼客氣啦〜」蕭老師說著回到位子上拿了兩個蜜柑過來塞到他手裡，又客套地尬聊了一陣才跟他道別回家，這大概是他們共事三年多來講最多話的一次。
鄧老師是個連聊他最愛的音樂都很容易讓氣氛乾掉的標準邊緣人，辦公室裡幾個台灣人老師常常下了課就跟學生一樣喧嘩哈拉，把日籍教師們也吵得不行，唯獨音樂狂鄧老師總是一股腦兒栽進印有樂譜的書頁裡，或隨手抓了把紙筆就抱著曼陀鈴消失在校園角落。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