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時事學程班】不止在台灣！法國關於性騷擾的#metoo女性宣言

嗨，我是左右上下。近日開始到法國正式旅居，接下來會跟大家分享以後的法國最貼近日常不為人知的生活，以及最夢幻的時刻。

今天文風會稍稍改變，筆者想認真一點跟大家延申討論一下近日在台灣的熱門話題－－性騷擾事件。

早前台灣的藝人鄭家純（雞扒妹）遭遇性侵犯事件；近日1月初，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連環爆出性侵犯醜聞，即是在女性主義高漲的法國其實起訴性侵害也是很困難的事情。早在法國2018年也有同樣的聲音，發起了一場對性侵/性騷進行公開抨擊與指責的運動－－ #metoo。

媒體上已經充斥很多有關於鄭家純的懶人包，所以筆者不再在這文章重提，或整理，反而想引申到法國發生的一連串同類事件，藉由簡單整理法國女性對#metoo 運動的發言、論述與衝突，讓大家得到更多反思。

2017

對MeToo運動的回應相對聲音少：

「個人」品行與「作品」藝術價值的劃分

#MeToo 運動由美國發起，導火線是2017年的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 事件。這揚運動透過社群媒體串聯全球、揭發許多倚仗職場等權力不平等關係，脅迫性侵或性騷擾女性事件的#metoo 運動（在法國為 #balancetonporc ，直譯「揭發你的沙豬」）。自從以後，#MeToo 運動在全球都引起了對性暴力的反省討論。

相較於美國影壇出現的一連串骨牌效應，對多位導演、演員、製片人發起制裁，在電影工業同樣活躍的法國，#MeToo 運動的迴響卻冷清許多。

同年，在法國引發了一場風暴：2月28日，被控性侵女童的著名導演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以新片《我控訴》（J'accuse）榮獲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雖引發頒獎現場多位女星離席抗議，卻無法顛覆其獲獎結果。

法國這種區分「個人」與「作品」的評審標準，不只體現其殊異的文化性別觀，也模糊了慾望與性暴力的界線，更為其招致不少爭議與譴責。然而此情此景並不陌生，早在韋恩斯坦案發生之際，法國便曾出現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反思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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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法國女大生收集受害者的匿名故事

22歲的法國女大生Marie Laguerre公開一段她遭性騷擾兼被毆的影片－－她回家路上被一名男子言語騷擾，當Marie反擊時，男子即叫她「閉咀」（shut up），更拿起煙灰缸向她擲過去、上前並掌摑她。之後，男子匆忙逃走，咖啡店附近的幾名顧客追出，想攔住男子，但不成功。

Marie認為，性騷擾是全球問題。在無數的媒體訪問後，Marie意識到要是能借助今次的曝光，引起全法國及世界的關注。至要能推動改變現況，才能幫到更多人。

Marie想幫忙有同樣經歷的女性，於是聯絡了數個女性組織，並聽取當中意見。其中一個組織Les Effrontees的發言人Fatima Benomar說：「我們考慮了幾個方式，最終決定要設立一個網站。」

這個由Marie一起策劃的網站Nous Toutes Harcelement（我們都曾承受騷擾），將收集受害者在街上、工作上，甚至是私人圈子受過的性騷擾事件。Marie說：「一切都是匿名的，女生可以放心說出來。」

另外，法國國會因此通過懲罰街頭騷擾的法案，定義騷擾行為包括：吹口哨、評論女性的外貌或穿著、不恰當的注視、性別歧視言語、冒犯性提問、在被拒絕及無回應的情況下尾隨他人、掀裙子以及偷拍裙底等，違反者可罰90歐元到750歐元，累犯或情節嚴重者可罰到3,000歐元。

法國知名女性藝文界反對#MeToo

然而，同一時間，面對#MeToo 運動，法國卻出現了不以為然的聲音。

1.

1月9日，於西蒙波娃（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110歲冥誕的這一天，法國100位有名望的女性共同簽署了一份聲明，旨在回覆和批評2017年由美國發起#MeToo 運動。

這封投書刊登於法國中間偏右大報《世界報》（Le Monde），名為「捍衛糾纏的自由，作為性自由的必要條件」（Nous défendons une liberté d’importuner, indispensable à la liberté sexu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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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者都是法國知名女性藝文界工作者，如記者佩吉・薩斯特（Peggy Sastre）、暢銷書作家凱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學家薩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員凱瑟琳・羅伯－格里萊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甚至還有知名女星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

她們聯合批評荷里活如今已受#MeToo 運動的政治正確審查，並認為這種網絡的「快速正義」以及對追求與調情的「矯枉過正」，混淆了女性主義的真正要義。

這篇投書中捍衛「表達愛慕之情的自由」（liberté d’importuner），認為強暴固然不可取，但不應該與「委婉甚至笨拙的追求搭訕」混淆。連署者也批評 #MeToo 運動「太過清教徒主義」，擔憂批判性暴力會「局限性與愛的自由」，因此呼籲法國女性運動組織「適可而止」。

2.

當然，這封公開信受到世界與法國其他女權主義者的抨擊。雙方主要爭點在於，聯署公開信者認為「性侵害是重罪，但持續或笨拙地追求女性無傷大雅，獻殷勤也是人的自由」；然而批評者提出反駁「由社會整體文化結構觀之，男女在性自由上從來不平等，求歡自由往往是男性才有的特權，這背後暗藏的性別不平等，不該被浪漫化」。而這其中關鍵的「女性性自由」，則牽扯出法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女性主義思潮的代際與階級之爭。

議題延燒，雖然也有支持的聲音，但批評聲浪更是排山倒海。無論是推動兩性平權的政府官員、學者作家乃至於輿論，都對連署信感到大惑不解。

有學者指責這些女性知識份子不願意團結，並缺乏對真實暴力承受的意識。再者，也有批評者指出，這份聲明反映了一個完全的誤解，因為女性的反抗並不會被簡化為將女性囚禁在「永恆受害者」位置的抱怨；相反地，這份個人與集體的反抗，能將女性轉化為對抗壓迫與支配的行動者。

3.

面對批評，嘉芙蓮·丹露於1月15日投書法國立場偏左的報章《解放報》（La Libération）澄清看法，向受《世界報》文章冒犯的性暴力受害者致歉，並重申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的立場。

她表示：「在 #metoo 運動中，網友成為警察、法官、陪審團和裁罰者，一個社群媒體上的發文就能導致該名男性受罰、遭辭退或媒體公審。我不是為這些男性說話，我不評斷他們有罪與否，我沒有這個資格，很少人有。」此外，她也擔心，如此公開邀請對他人指名道姓與公眾羞辱，能否確認背後沒有操縱與報復的空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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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MeToo 運動的新火種：《惡魔》般的戀童癖

野獸並不存在。該檢驗的是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父親；我們不是要消滅他們，而是幫助他們改變，但要促成這改變發生，必須經過一段時間讓他們自我觀照反省，或是我們所有人一起觀照反省。

2019年11月4日，以《燃燒女子的畫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驚豔全球影壇的法國女影星阿黛兒．艾奈爾（Adèle Haenel）在獨立媒體《一方報》（Médiapart）的網路直播中，如此評論法國社會的性侵現象。

在這段長達1小時的訪談中，她揭露了自己青少年時期，遭到她生涯首部長片導演胡吉亞（Christophe Ruggia）肢體性騷擾的往事。

2002年胡吉亞執導的電影《惡魔》（Les Diables）是她出道的首部作品，講述一名自閉症少女與兄長的畸戀。

當年年僅10歲的她意外通過試鏡後，便接受胡吉亞的密集訓練，兩人也因此培養出超過專業界線的依賴關係；從影片拍攝過程到隨後上映、宣傳、參展的數年當中，胡吉亞扮演著艾奈爾的啟蒙者、保護者角色，但也在密切相處中對少女的情緒產生愈加不可或缺的影響力，更在電影下檔後以經紀人的身分自居，邀請她每周到其住處觀賞其收藏的電影，趁機提出性愛請求。

艾奈爾雖拒絕導演的示愛，卻無法向身邊的成人（包括其父母）求助。高中時期，為了與導演斷絕關係，艾奈爾決定徹底放棄電影夢；這讓她陷入長期憂鬱，直到21歲因緣際會重回電影圈才重新發光發熱。

她上網搜胡吉亞的動態，發現他正在籌拍另一部以青少年為主角的新片，憤怒的情緒讓她決定出面控訴，「我不能讓他再傷害其他的青少年。」

艾奈爾的行動並不只是為自己發聲；她訴求的是一場更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行動，是對戀童癖與電影圈強暴文化的檢視。因此，第一時間她並沒有提出司法訴訟，而選擇向獨立媒體《一方報》投訴，委託調查。該報訪問了超過20位曾經參與《惡魔》拍攝工作的電影從業人員，乃至艾奈爾的家人與胡吉亞的前妻，追查、還原女演員的自白。

她的控訴不僅迫使巴黎地檢署檢察官對胡吉亞提起公訴，也在法國影壇和藝文圈播下 #MeToo 運動的新火種，促使社會輿論重新反省法國的兩性文化，批判各種合理化、浪漫化性暴力的權力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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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與《我見鍾情》：戀童癖的誘姦

艾奈爾的控訴餘波盪漾之際，2019 年底，法國出版人斯普林哥拉（Vanessa Springora）以第一人稱視角寫下的回憶錄《合意》（Le Consentement），又為文壇投下一顆震撼彈。

現年47歲的斯普林哥拉是一位資深文化人，長期在媒體界工作，並於2019年接下法國一重要文學出版集團的負責人職位。斯普林哥拉在單親家庭長大，母親在出版界工作因而認識了知名作家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合意》一書描寫並指控了她14歲時被馬茨涅夫誘姦的經歷，後者當年已年屆50歲。

單親家庭出身的斯普林哥拉，母親在出版社工作，一次工作晚餐中認識了50歲的作家馬茨涅夫，後者便在斯普林哥拉就讀的中學附近租了一個旅館房間，從此常常接她放學，帶她參加各種藝文聚會，並引誘她發生關係——當時斯普林哥拉甚至未滿16歲。

儘管少女透過跟作家的交往接觸了巴黎藝文界，但「我們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性行為。」當時14歲的她感覺自己像一個脆弱的誘餌，任由當時50歲的作家擺佈，而這段畸戀最後則以社會福利體制的介入告終，兒童保護中心阻斷了兩人的來往，將少女安置在醫院中。

1936年出生的馬茨涅夫一向樂於在作品中，工筆描繪他的情慾生活與對青春肉體的癖好。早在1974年，他便曾出版小說 《16歲以下》（moins de 16 ans），鉅細靡遺地以自傳體裁寫下小說，描述一位中年男子與一名12歲男孩的情慾邂逅；這可能會被歸類為「猥褻」或「驚世駭俗」的題材，不過在距離六八學運後不久的法國文壇卻也被視為解放與前衛的象徵，他不但拿獎連連，也成為法蘭西文化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成員。

「這都不是藉口。」

1990年，在一文學節目中，馬茨涅夫侃侃而談他對青春肉體的愛好，強調他只愛慕20歲以下的少女；節目中唯一敢挑戰他的同台者，只有來自於加拿大魁北克的女作家邦巴德（Denise Bombard），將其比為「拿著棒棒糖引誘小孩的變態老人」，並直言「在加拿大，這樣的發言不可能被接受，加拿大社會保障孩子的權利。」

2013年，馬茨涅夫又出版了自傳性小說《我見鍾情》（Les prunelles dans mes yeux），描述一位中年男子誘姦年輕少女的戀曲，獲得了法國文壇重量級的何諾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根據斯普林哥拉的說法，這本書喚起了她幼時的記憶，她把《16歲以下》和《我見鍾情》稱為「戀童癖的誘姦指南」，在憤怒之下，決定從被害者的角度寫下被誘姦者的心聲，於是有了《合意》的出版。

《合意》一書在法國文壇造成的轟動不亞於艾奈爾事件對影壇的震撼。該書在上市3天內便銷售一空，一個月內再版5次，國際媒體爭相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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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媒體輿論更探討，馬茨涅夫何以能夠主宰1980年代的法國文壇？質疑對戀童現象背後的文化根源。

2020年1月，2家出版社宣布停止販賣馬茨涅夫的小說；一個關注兒童性暴力的非政府組織也對馬茨涅夫提起性侵兒童訴訟，要求追究刑事責任。80年代的法國文壇巨星，隨著情慾規範的意識覺醒，瞬間淪為變態老人。

2021

《這個大家庭》：亂倫、性暴力

案中施暴者杜哈梅爾（Olivier Duhamel）的繼女庫什內（Camille Kouchner）出版了一本書，題為《這個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指控他在30多年前性侵了她的雙胞胎弟弟，當時男孩只有十三四歲，醜聞就此爆發。該書即將出版的消息出來後，法國公訴人對指控展開調查。

施暴者杜哈梅爾是法國著名的政治學家，且是甚為受歡迎的電視、廣播名人，也是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的教授。在一份沒有否認相關指控的聲明中，他宣布辭去大學教授和電視、電台主持人的職務。

自醜聞爆出以來，成千上萬的人在社交媒體上使用「#MeToo 亂倫」和「#MeToo 同性戀」（#MeTooInceste ，#MeTooGay ）的標籤來分享他們有關性暴力的經歷。法國社會突然對那些一直保守秘密的受害者，表現出的空前支持。

某個受害者分享他發言後的心情，「我告訴了我的家人；但有些人一直把事情完全壓抑下去，根本沒有提起過這些事或（對他人）坦然傾訴，這件事是一個了不起的機會，（我）們現在一定會覺得不那麼孤獨了。」

法國總統：你永遠不會再孤獨

「你永遠不會再孤獨。」這正是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1月24日在Twitter上公布的一段視頻以及一系列文章中對法國亂倫和兒童性虐待受害者的承諾，也是首次有法國總統為這一話題發表的談話。

馬克龍在他的發言中概述了一個計劃，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支持。作為一項緊急措施，法國將在中小學常規體檢中引入有關亂倫的環節，讓孩子們有機會談論這個問題。此外，他還承諾改善管控性侵未成年人士的法制——後者一直被部分人指責為過於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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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議會去年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在醜聞的刺激下，今年1月21日，法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一項法案，將成年人與13歲以下兒童之間的性行為定為犯罪——此前法律只涉及5歲以下的案件。另外，馬克龍責成法國司法部長迪蓬-莫雷蒂（Éric Dupond-Moretti）研究如何改進法律；迪蓬-莫雷蒂表示，他的團隊正在研究兩個關鍵的改動：進一步修改可同意進行性行為的年齡限制，以及審查此類罪案的時效。

法國的文化傳統：Galanterie Française

回顧2017、18年，到底是什麼樣的法國文化語境，竟會把對性暴力的批評和禁慾的清教徒主義混為一談呢？法式浪漫的糖衣毒藥，包裝的到底是誘惑？還是強暴？

法文中有個詞，叫「galanterie」，即為英文中的「gallantry」，有英勇、騎士精神之意；但其在法文中還特指男性對女性的「獻殷勤」、「紳士禮節」，故而通常寫作「galanterie française」（法式英勇）。這種兩性互動型態源於法國文化的深層混血感，即地中海大男人主義（machismo）與北歐的冷漠相互交融，讓公共場域的情慾流動成為一種社交禮節，更透過12世紀宮廷愛情、17世紀沙龍聚會的長期催化，演變為法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甚至被文學與藝術作品昇華成美學。

然而這種「男性得以追求女性，女性也有回應與馴服男性慾望義務」的關係，看似浪漫，卻只有男性能擔任追求者，若由另一個角度言之，這不過就是相對仁慈的性別歧視。

1971年與2017年

從「女性的性自由」到左翼女性知識分子的反#MeToo

西蒙・德・波娃：「女性的性自由」

故到了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法國婦女開始反擊，要求爭取「女性的性自由」，這其中不僅包含主動調情的自由，也涉及身體自主權，故而有了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這場景與2018年的百人聯署十分類似，當時也有343名法國婦女在《新觀察家》雜誌上發公開信，曝光自己的墮胎經驗，以要求墮胎合法化，德納芙就是其中一員，女權運動代表性人物、法國大知識分子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名在其列。

左翼知識分子女性主義觀：反#MeToo

若由此般脈絡來看，法國在近半個世紀後對#MeToo 的反思，其實是延續了波娃這派的左翼知識分子女權觀，其首先同意女性可被視作性客體（objet sexuelle），但也認為男性可以是女性的性客體，成為性客體是所有人的自由。故像#MeToo 運動這種強調兩性互動規範與界限的主張，自然被其視作禁慾的清教徒思想，並認為這是要藉互聯網與美式話語霸權優勢，前來對法國進行文化清洗。

法國#Metoo 運動的風波使得該國長久以來女性主義運動分裂的現象再次浮出檯面，其中關鍵就是對於「性」與「男性」的態度。

不同女性主義者的辯論

法國社會存在不同女性主義團體，其中主要一支追尋波娃的腳步，她們不與男性為敵，而是對抗沙文主義、性別不平等以及宗教中的女性貶抑（misogyny）。另一支則是近代傳自美國的女性主義，帶有「仇男」情節，且較不在乎宗教裡的女性地位，例如支持女性穿戴伊斯蘭頭巾，並自詡為法國新一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者。簡言之，前者傳承了共和主義式殷勤與風流（galanterie）的法國傳統，而後者則是美國清教徒傳統政治正確下的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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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法國社會已習慣這一切激烈的辯論；擾動、質疑、批判、引發論戰一直是法國的優良傳統，透過媒介的公共領域，集結不同的聲音與討論。而這次，「性自主」成了兩派女性主義團體的戰場。

該封連署信真正的執筆者，是41歲出生於伊朗裔的法國女作家Abnousse Shalmani。作為曾經的性侵受害者，她在專訪時表示：「我們並不是要否定女性站出來指責維恩斯坦的勇氣；也不是要否定其反抗的正當性。我們只是想要在辯論中，加入另一種不同的聲音。」

性自由能否成為文化人的保護傘

筆者早在文學批評課時，教授常常提醒我們要小心釐清女性主義跟女權主義。那麼現今100個女性文化份子的反#MeToo ，到底算是女性主義，抑或是女權主義呢？筆者在這邊就先不明說，留給大家思考。

但無可否認的是，丹露以延續了波娃的法式女性觀之名，卻受到世界與國內其他女性主義份子抨擊。

因為其雖主張兩性都有調情、獻殷勤的性自由，卻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一旦雙方處於權勢不對等的情況，這種性自由的天秤轉瞬便會傾斜，最後免不了成為某種形式的性壓迫；而這些聯署的女性之所以不甚重視、甚至不曾考慮這點，主因還是在於，她們全都出自菁英與知識分子階級，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與話語權，故而較難預見階級差異對性自由的介入與操縱。

倘若今日情境如下，有位男導演對女演員遞出了情慾邀請，雖說這也是個人的性自由，但此般互動是否還如信中設想的，那樣純粹、天然、無染？甚至倘若導演是個成熟男性，演員卻還是個未成年女童，那麼性自由與戀童癖、猥褻兒童的界線究竟在哪？

而不可否認的是，法國藝文界確實就是長年被這種知識分子的菁英基調所宰制，且幾乎全界高層、有力人士都在此基礎上有着無聲的共識－即便導演有私德上的瑕疵，但這畢竟是其私領域的事，人們不該無限上綱，以此抵制或審查其藝術創作。

這100位連署者就被法國年輕的女性主義者批評為「一群退化、享有過度特權的名人與知識份子，完全忽略匿名受害者所遭受的困境，而只顧著享受她們的性自主與定義法國式的打情罵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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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這幾年，即便陸續有5名女性以實名或匿名形式，指控法國名導洛・比桑（Luc Besson）對其性侵或性騷擾，其作品仍大受歡迎；法國名導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為滿足個人私慾，強迫女演員試演情色鏡頭，被判處一年監禁，緩期執行，卻還有百名法國電影人發表公開信，表示布里索「只是個受傷的藝術家」。

事情發展至今，人們這才恍然大悟，盧基亞會被起訴，是因為控訴者是影壇知名女演員，且導演最近也沒拍什麼好作品，人脈更不像前輩這般廣闊，故而夏妮能獲取個人勝利；但整個法國影視圈、乃至於社會整體的風氣卻沒有因此地動山搖。

誠如艾奈爾在公開訪談中一再強調，她之所以站出來，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許多比她更沉默、更缺乏話語權的受害者。如今演藝生涯扶搖直上的她，相較於年逾五十久無新作的導演，似乎更掌握了權力優勢，無須擔心她的控訴會引起導演反撲而傷害她的演員生涯；艾奈爾一案的優勢還在於社會支持：

20位作證支持她的證人都選擇「具名受訪」，這在各種性侵案件中極少出現，某種程度上，艾奈爾所掌握的例證與支持，使他幾乎諷刺地成為「完美」的受害者，不需太擔心她的控訴會受到加害者攻擊而隨之瓦解，或者遭大眾質疑捏造事件以騙取名氣或財富。同樣的，斯普林哥拉在她所工作的出版界也深耕多年，掌有穩定的資源和人脈，因而足以抗衡耋髦之年的老作家。

從法國的反#MeToo 公開信、夏妮控訴到波蘭斯基再獲獎，法國的女權、性別與自由主義派系相互撕扯、斷裂，但最終仍維持了穩固的上層結構。我們可以思考的是：言論與藝術創作的自由，可以走到哪裡？創作者與作品的獨立切割，是否應該？又該從何處下刀？踩在「受害者」位置的女性是否真的淪為弱者而喪失性自主權？亦或是敢於揭發性暴力的勇者？最後，女性選擇被貶抑、承受糾纏，究竟是情慾自由流動的展現，還是階級結構與司法不彰下的無奈？

究竟是還被害者一個公道，還是矯枉過正，這似乎是女性主義與性自由的亙古辯題。情人交往，當然不可能全都是雙方地位純然對等的狀態，也不能因此全扣上性壓迫的帽子。但法國的情況卻是，即便面對波蘭斯基這種極端案例，社會與文化圈仍以性自由之名，默許甚至褒揚其作品。即便夏妮的控訴直指法國性別文化核心、甚至也揭露電影界長年被年長白人男性宰制的沉痾，但藝文圈默契依舊，無論其指控多麼有力，仍是撼不了風花雪月世界裏，那迥然異色的倫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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